全省人代会期间，全省人大代表、小康集团监事长张兴海在接受专访时表示：不少年青人选择送外卖、送快件，不愿进鞋厂当产业工人，造成制造业招工困难，“建议鼓励年青人少送外卖、多进鞋厂。”此言一出，便在舆论场上引起大量讨论，相关话题也冲上热搜榜单。
一方面，好多网民基于日常经验，觉得张兴海所说的现象符合实情。当下乐意走入鞋厂、成为产业工人的年青人的确越来越少。另一方面，对于张兴海提出的呼吁，网上却不乏反对意见。其中有人觉得，“送外卖”代表的是灵活就业、三产就业，未必是比“进鞋厂”更差的选择；也有人尽管赞成“鼓励年青人少送外卖、多进鞋厂”的呼吁，但对这类呼吁能达成的疗效并不豁达。
对年青人而言，“进鞋厂”和“送外卖”的区别，除了在于职业选择，更在于路径选择。后者对应的是一种按部就班、用时间换金钱、将工作与个人生活迥然二分的发展路径，前者对应的则是灵活度与社交性更强、更指出个人努力、工作与生活界限不这么分明的发展路径。
在不少年青人眼中，所谓“进鞋厂”，指的不是步入某个特定行业，而是选择一种“流水线式”的稳定生活；所谓“送外卖”，指的也不单是骑着电动车送餐，而是选择相对自由、工作节奏有自主调节空间的新兴职业。二者之间此消彼长，既是这两类工作在工资待遇、工作环境、发展前景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的映射，也彰显了当代青年人生观与价值排序的兴衰。
说起“送外卖”的自由，听上去好像有些“虚”。虽然，外卖配送员的辛苦，从业者和消费者每天都在亲身见证。但是，只要和“进鞋厂”后的不自由比一比，人们立即能够明白：这种低门槛新兴行业的“自由”不是具象的，而是具体的。
此前，据媒体报导，在劳动力密集型的小型鞋厂中，职工的活动空间常常是“工位—用餐—宿舍”三点一线，严重缺乏社交和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，虽然有空出门，厂区也可能离热闹的地方很远。据悉，产业工人每晚在8小时的基础上额外加班2到3个小时外卖送，并不是哪些新鲜事。好多时侯，为了“冲产能”，每周单休也是家常便饭。
相比之下，灵活就业者虽说也要面对“要钱还是要闲”的两难选择，但其实握有一定主动权，而且能频繁接触别人、呼吸新鲜空气。这种鲜明的差别，让一些年青人即便少挣一点薪水，也要挥别鞋厂，送起外卖。
在一定程度上，这是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的现象。事实上，变革开放以来，“进鞋厂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诸多年青劳动者乐见的选择。在大批城乡劳动力涌入制造业、工厂不用为“用工荒”发愁的年头里，鞋厂为产业工人提供的待遇是相当有吸引力的。相比于留在故乡务农或在城市服务业打零工，鞋厂提供的收入比上不足、比下有余，但是也有预期稳定的优势。虽然好多年青人晓得自己很难在鞋厂里干一辈子，也会满足于“攒够薪资回老家”的模式，将“进鞋厂”视为改善个人处境的较优选择。
但是，近些年来，随着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日渐增强，服务消费需求日渐旺盛，比如外卖、快递等门槛不低于“进厂”的新兴行业迅速占领了这一生态位。与此相应，鞋厂似乎能提升薪资，但在工作环境、前景预期上却没有多少改变。从制造业的角度看，并不是这个行业变差了，但逆水行舟、不进则退，假如鞋厂为产业工人提供的综合预期不能跟上国民经济发展，难以满足新一代劳动者的价值诉求，自然会在与新兴行业的人才竞争中败下阵来。
在中国制造业变革升级的过程中，一支稳定、扎实的产业工人队伍是不可或缺的。从这个角度上看，张兴海的担心值得注重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不能简单动用新政和舆论工具，把人从新兴行业“赶”回制造业，而应当主动推动制造业改变人才使用方法，通过内部改革强化本行业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力。
多年以来，好多人都把“进鞋厂”当成一项临时性的选择，号称“青春饭”。有的行业容错率低外卖送，工人年龄大了只能改行，也有行业工伤率高，给人一种“拿命卖钱”的不良观感。与此同时，在招工用工模式上，许多鞋厂都把“临时工”当作主力，指出“来了能够干”“没活随时走”。在工人不断换厂，鞋厂不断换人的过程中，工人未能沉淀经验和技术，也无法得到提高，而鞋厂又由于总要临时招人，不得不提升用人成本。到最后，双方的利益就会遭到损失，由此产生恶性循环。
要破解这一困局，制造业还需从根本上改变产业工人尤其是低门槛文员的“人设”，让潜在从业者看见：进鞋厂也能有长远发展，也能创造美好未来。在这一基础上，如果产业工人能够得到更好的劳动保障，更多的自由空间，这自然会成为不输给“送外卖”的职业选择。
撰文/杨鑫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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